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廉洁政府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民意调查报告制度建设探析
2016-05-06 17:00:58  来源: 新华网

    兰州市委政法委 陶正斌

    关键词 腐败 廉政建设 民意调查 制度

    摘 要 本文从腐败问题的社会危害性入手,简要探析了腐败作为一种社会问题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提出从社会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意识的觉醒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民意调查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常规方法,将其进行制度化建设有助于我们对腐败问题进行客观的、科学的评估;是丰富民意反馈、提供决策镜鉴,反映工作成效,深入研究的有效途径;更可为唤醒公民意识,发扬民主监督,实现廉洁社会、廉洁政府、廉洁政治发挥重要作用。

    一、腐败的危害性及其根源

    在西方哲学界存在著名的“霍布斯之问”,即“每个人都是自私的,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腐败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对社会秩序与社会性价值的破坏,具有一切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反社会性特征。在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其危害性更为广泛和深重。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的,“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一切权力均有被滥用的可能”,腐败者必滥权渎职,以权谋私则必目无法纪。著名文学家二月河曾把腐败问题比作社会的“糖尿病”,如果把社会看作有机体,那么腐败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犹如生物体滋生的恶性肿瘤,癌细胞逐渐扩散蚕食健康的机体,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则必然导致政亡人息。

    (一)腐败直接损害民众切身利益。这种危害既有个案层面的不公平与不公正,更有间接或直接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不但有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权利被权力侵蚀剥夺,更有生命的危险被利益追求者忽视。时间稍远者如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而近者如天津滨海新区港口爆炸案,细察之都能看到官员腐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前者官黑勾结,矛盾日积,失信于民,终酿群起攻之之苦果;后者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违法批建,终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些行为所导致的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破坏不可不谓触目惊心。我们查看诸多腐败案例,太多的前腐后继,太多腐败的案情,十年后竟与十年前仍如出一辙,腐败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不禁令人掩卷沉思。

    (二)腐败破坏社会主流价值。社会性价值是维护社会团结、凝聚集体意识的纽带,是社会的灵魂。政府良好的公信力是建立良性社会道德的前提条件,在社会整体道德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更是起着引领示范的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公务员要模范遵守社会道德”,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官方在查处通报中屡屡指责腐败官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通奸”、“严重违纪违法”,“大肆收受贿赂”等行为。可想而知,腐败官员们道德行为的堕落到了何种程度。腐败盛行使得社会凝聚力下降,潜规则和灰色收入盛行,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社会资源暗分配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凸显,社会不公平与分裂日益加剧。

    腐败导致政治道德滑坡和崩溃,在政府公共行为层面则表现为公共权力被异化,腐败官员不作为、乱作为;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现象突出;权力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进行寻租。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导致普通群众遇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而在当前网络信息社会,政府行为的不当迅速通过网络自媒体发酵为公共事件已经比比皆是,自身行为的越轨加之媒体炒作,“公务员”这一职业名称更是在匿名的网络世界被污名化,被处处攻讦,引发仇官、仇富的社会情绪。这一系列现象的背后是大量的腐败问题违背社会道德要求,破坏社会公平,却长期存在,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

    不久前,习总书记还在在讲话中强调“要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腐败蔓延使政府失信于民众,外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强调经济成功凌驾于一切目标之上的经济主义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目的理性因素被过度放大,引发“社会失范”问题,社会价值观领域的深度塌陷,导致腐败经济犯罪飙升。因此反腐败是重塑政府公信力,重建社会性价值规范体系有效的、必然的途径。我们应该明白,道德规范的建立从来不是靠简单生硬的说教和宣传能够实现的,子曰:“其身正,不令则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要求我们追询腐败犯罪的社会根源,同时以严格的他律规范官员行为,以严格的法律执行惩治腐败,以重建政府信誉来重建社会价值体系。

    (三)腐败破坏政治生态。腐败导致政令不畅。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论述过组织的理想类型——“科层制”,这种组织形式排斥人情,以实现组织目标为根本目标,高效执行组织决策。鉴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消极性,腐败会导致政府行政体系“科层化”建设失败,行政效率大打折扣。“政令不出中南海”,“处长治国”这样的感叹出自中央政府首脑讲话,足见消极腐败的势力之强大。腐败的核心乃是权力,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我国政府仍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而这种分配的过程和结果又缺乏独立有效的监督,几乎全凭“领导决策”和“同行检查”。腐败官员已经习惯于手握重权的优越感,则默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百般设法阻挠对抗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或者在改革中图谋新的既得利益,如此,岂能轻易放权简政,其后果则是改革文案轻置案头,改革措施不断受阻,政府权威、国家战略、社会利益俱受损害。腐败者谋一己之私利,阻社会进步之大潮,已经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拦路虎。

    腐败对政治意识形态建设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以“贪官外逃”现象为例,据媒体报道,最高检和央行公布的数据估算,我国外逃贪官在1-2万人,带走逾万亿资产,而长期以来的追逃不力更是在国内和国际对我国政府和国家形象造成损害,甚至成为某些国家利用其进行政治意识形态舆论攻击的把柄。纵观世界著名腐败研究组织“透明国际”从1995年—2014年公布的清廉指数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国的排名一直靠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而从这个数据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力来看,腐败确实在削弱我们的政治信誉,腐败问题影响国家软实力的建设。

    (四)腐败问题形成腐败文化。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历史,权力结构和文化基因里包含了一定的腐败因素。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这种圈子文化、自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处世哲学是形成腐败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国人有句俗语——熟人好办事,这种“熟”之又“熟”很容易突破底线、原则和法纪,导致官商勾结,为害一方。腐败问题形成腐败亚文化,盛行于潜规则之中。

    长期以来,对权力的崇拜扎根于我们的民族性中,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接近可能带来好处,底层民众也是深谙此道,他们于腐败文化也是趋之若鹜。民众一面憎恶贪官污吏,一面却又十分乐意亲近权力,无非是权力带来的好处可为我所用或者解我所困,这种矛盾的社会心理凸显了实用主义文化在集权政治体制下的双面性。这便引出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国的普通百姓于腐败的现象常常见怪不怪,只要腐败没有危及自身的利益,他们大可漠不关心的,最好能参与其中。这是一种双重的集体无意识,体制外的民众,一方面腐败若于我有利则我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若腐败于我无害则熟视无睹。而体制的组织内部,领导者的腐败问题似乎只有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才会被上级查处。由于自上而下授权,“一把手”全权负总责,制度的缺陷和权力的高度集中缺乏监督,或者单位领导为集体谋福利,这种“单位犯罪”甚至会博得集体成员的赞赏,只有那些内部权力和利益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出于利益的攻讦需要相互举报,揭露,才会出现所谓的“内部反腐”。因此我们需要以公民意识唤醒集体意识,改造我们的“腐败文化”。

    二、民意调查制度化建设的意义和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东汉学者王允《论衡》的观点,“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其意在于使为官者警醒,不可脱离了人民群众。我们当前面临的腐败问题形势依然严峻,具有广泛性、复杂性、敏感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对于腐败的评价体系需要重新认知与思考。另一方面,反腐败与预防工作处于被动的地位,据统计80%的案件查处线索来自群众举报,而据估计大约只有20%的腐败犯罪行为得到了惩治,因此我们要进一步丰富廉政建设的手段,增强反腐工作的主动性。

    (一)理解与评估腐败犯罪的有效手段。

    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及其成效不仅要以查办惩治贪腐行为的力度和强度来衡量,更要深入社会理解和防止贪腐行为,以这种理解来建构具有实际意义,操作性强的制度,乃至解构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力求从根除之。而从评估和评价体系的建立角度来看,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及其成效要突破囿于体制内考核的自说自话的局限性,要更加广泛的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让人民来评价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就是脱离了群众,背离了初衷。因此,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优势,将廉洁政府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民意调查研究制度化,深入了解公众对腐败问题的感受和认知,对于推进反腐败工作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民意调查是一种了解公众对特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意见和态度的调查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大量样本的问卷调查来精确反映社会舆论或一般民意动向。其主要作用:1.客观及时的反映社会舆论和大众心理的一般状况和变化情况。2.为制订或评价政策、措施提供依据。3.对社会大众心理进行分析和预测。

    将廉洁政府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民意调查报告制度化,其实际意义巨大。1、及时、客观、全面、准确的反映社会大众对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的感知和态度。2、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有针对性的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方向和重点问题领域进行预估。3、以年度调研报告的形式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阶段性评估,获得社会公众具有代表性的反馈意见,积累连续数据资料,跟踪分析、评价阶段性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的成效和不足,为及时强化工作提供指导。4、通过引导公民有序参加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公共议题讨论,激发公民社会建设的主体意识,强化反腐倡廉工作的社会支持。

    民意调查研究实施过程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1、科学性,要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性,严格按照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原则性要求推进民意调查研究。2、公正性,作为一项科学研究,我们所要求获得的是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严谨的调查结果,对于调查结果的使用则交由决策者参考决断。因此,就调查研究本身而言要接受领导,同时要保持独立操作,要以怀疑的精神避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涉,要保证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公信力。

    (二)香港廉政公署可资借鉴的成熟做法

    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在香港,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民意调查制度由行政机构委托社会独立研究机构共同实施。这一做法强调民意调查的正式性、公正性、客观性,调查员持有行政机关配发的专门工作证和调查公司专业工作证,调查工作准备要极为充分,行政机构要和选定的被调查人积极、详实沟通,充分了解被调查者的相关情况,为调查成功做好准备工作。对调查员要进行技术的、政治素质的岗前培训,对于调查所取得的资料严格保密。由公司调查员与行政机构工作人员共同完成调查过程是个较好的建议,但仍然要避免行政人员对被访者的政治因素的刺激干预。将调查时间限定在两个月以内,调查采用面访形式,调查时间控制在15至20分钟。调查结果及时汇总交付,尽量避免问卷坏损丢失。

    结语

    今日之中国正在走着一条改良的革命道路,在这场持续的,自上而下领导与自下而上的倒逼结合的改革中,执政者与民众的互动通过多种途径得到传递,达成改革的共识,形成改革的凝聚力,非常重要。通过渐变的改革,制度的创新与严格执行,为政者明确认识到权力的来源,权力授受的社会契约意识得以形成,符合权力运行规律的规则有效运转,对权力的限制与约束积极有效,公共权力与私人生活界限清晰,市场经济与守夜政府各司其职,则政治清明,国家昌盛可期待之。反之,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理论和实践问题,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公民社会与法制政府建设乏力,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社会断裂日益加剧,矛盾不断加深,社会运行成本居高不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亡党亡国绝非危言耸听。(兰州市委政法委 陶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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